武陵客

策画雍正、梵谷来台，为老报业打造获利新模式

一大早刚参加完两岸故宫雍正展的记者会，联合报系金传媒执行长杨仁烽一坐定就说： “我们工作同仁熬了两天的夜，就为了雍正来台这场展览记者会。”

对金传媒而言，不只是两岸故宫第一次合作令人兴奋，年底即将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览、未演先轰动的梵谷真迹来台，更是令许多人期待。

过去一年多来，金传媒主办的米勒画展涌进七十万人次、长毛象吸引百万人、太阳剧团也有十四万人观赏。在杨仁烽的主导下，民众对联合报系逐渐有了新闻媒体以外的新印象：很会办展览。

“目前经手的展览都还没有年度结算，营利多少其实还不确切。不过，办展览确实为《联合报》带来另一个新生命。”杨仁烽这么说。听得出来，他在为这老字号的媒体集团寻找新活力；而这股新活力的效应，不能抽象，是要同时带来扎实的营利数字。

业务导向／懂文化产业的务实商人？

随着联合报系的形象转移，老实说，杨仁烽在业界的评价也趋向两极。有批评者认为他全面的业务导向伤害了媒体风骨，但赞赏杨仁烽以务实思惟替老报社创造全新生命力的，亦是大有人在。究竟，他是最务实的文化人？或者，是最懂文化产业的务实商人？

从杨仁烽的经历来看，的确，一路走来就是夹杂着 “文化人”与 “业务人”的成分。

早在大学生时代，杨仁烽就进入《联合报》。 “《联合报》有很优秀的体制，当时，对文字有点兴趣的人都想进来实习。”

大一进《联合报》实习时，杨仁烽的工作是校对组的编辑，从大一到毕业，后制实习工作一磨就是四年。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顺理成章就在《联合报》内担任广编组的编辑， “一样是编辑，却接触面更广，多了点广告单位的面向。”
“《联合报》是个很好的学习环境，我当时还被公司栽培，拿公费到国外念书。”但当时，杨仁烽念的是大学本科系的企管，而不是新闻。

想当然耳，拿公费出国念硕士回来后的杨仁烽，继续待在《联合报》体系下。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一待，就待了二十多年。 “报社有太多东西可以学，我从编辑转营销，接着到发行组，再到业务单位，整个报社体制，前前后后都转过一圈了！”

“我记得刚开始发行晚报，很辛苦。”杨仁烽回忆刚接手晚报发行部主任时，高雄旗津只有九家订户， “过海派报，就为了九口人家！”

“我当时焦虑地问旗津的派报员，只有九份报怎么发？派报人员却告诉我，现在努力做好九份报，才会有未来的一、二十份报。他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，也提振了我的信心。”杨仁烽回忆道。

除此之外，杨仁烽更是第一位实施公交车广告的实验者。 “当时，台北市公交车开始有公交车车体广告，我试做了几次，效果很明显就出来了；之后，《 中时晚报》 才跟着做！”杨仁烽笑说，在那时，为了拚业绩，实验精神很够。

理性养分／学到了香港人的务实精神

早期的基层经验，让杨仁烽对报社的成本与业务层面有了深刻体认，而六年前离开《联合报》 后的一段磨练，则是让他的视野快速拉高到 “经营”层面。 “在我离开《联合报》的那段时间，我到了大陆的东风卫视，当时猎人头公司找我去TOM集团应试，就这样，到了李嘉诚的集团企业。”

杨仁烽说，李嘉诚的企业很大，自己很少遇见这位华人首富， “我直接的主管是大陆人，叫王兟。他很优秀，比我还年轻就当了主管，早期做购并，对财务系统很懂。”

在他底下做事的那段时间，杨仁烽除了必须经常往返两岸开会之外，最大的冲击，在于第一线地观察到香港人做事的不讲情面、公事公办。他说： “这种做事方法和台湾很不同，那段时间的学习让我变得更理性，这也算是我后续的养分吧！”而他所谓 “理性的养分”，第一次在他手中有所发挥，就是在二○○四年回台湾整顿城邦集团。

○四年五月，杨仁烽受命回台湾整顿城邦集团，在他执行整顿时期，经过一段时日的评估与考虑后，他毫不手软地一举收掉了七本刊物，并将集团人事精简，采香港人所熟悉的 “精兵化政策”。

除了 “毫不手软的理性作风”，这段经历的另一堂课，则是对于财务系统的掌握，他说： “香港那段六年经历，确实是扎扎实实的一堂财务课，也让我有能力做现在的事。若没有那段经历，我如何为现在一个预算三亿多元的活动计划操刀？”

话题回到办展览、办活动，杨仁烽说，每次的展览、剧团引进都有风险，即使自己有些管理和财务上的经验，但如何做好风险控管、预算支出，并且扮演补救错估票房的 “救火队长”，他仍然是跟着团队一路学习的。

他举例： “微笑彩俑展第一周票房不如预期，我们就知道不妙了。赶紧加强营销方式，讨论各种补救方案，甚至到后来，每个人都下去卖票！”

杨仁烽说，票房数字不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如何抢救，要这样想，才会有学习系统出来。 “我个人就卖了六百张票！”都卖给谁呢？他大笑说： “卖给认识的朋友，怎样，这很不道德吗？”

财务管理／人人都要看懂财务报表

除了自己卖票，据说，杨仁烽也要求同仁卖票，而这就是业界对于杨仁烽行事风格的主要争议来源之一。当被问及这些敏感话题，杨仁烽说： “今天这个时代，我常对许多年轻人说，要先对工作有热情，对你的产品有信心，只要有热情、有信心，去卖的时候就会是骄傲的，这是很好的经验。”

除了业务思惟之外，目前亦担任《 经济日报》社长的杨仁烽，也把过去国内文化事业少有的数字管理风格强力引进社内。

“各部门主管我都要他们学会看财报，并且会提出解决方案”。更甚者，《 经济日报》的薪资结构也改变了，以往新进记者谈定薪资待遇之后，接下来 “只会变多不会变少”，而现在，杨仁烽则提出了 “浮动薪资结构”，也就是薪资将视考绩每年上下调整。

提及在《 经济日报》的改革，他直言，或许很多人对他的各项措施有不同的想法，但他却一直想传递基本的成本概念到每一位同仁心里。

○一年离开《联合报》时，杨仁烽持续担任顾问工作，他知道，报纸这几年来一直萎缩，打击很大。 “《联合报》问我要不要回来，我不敢说自己对这份报纸有使命感这样的说辞，但热情总是有的，这热情让我觉得，是不是有可能透过自己的参与，让这份报纸有些不同。”

杨仁烽现在让一个个主管看各部门的财报、带着他们懂，让他们了解财务报表上的数字问题，杨仁烽骄傲地说： “这是可以训练的，像是工商服务部，他们现在会做每个月的开销报表，一项项列出来，列出后拿去跟预算做比较，若超出预算，他们甚至会着手找出原因及解决方案，这是我看到他们的成长。”

回首这近三十年的历程，问及他是否有照自己的规画走？他说： “人生很多规画都是枉然的，人生是无常的。我们能做的，最多是在环境里，看看能不能一路坚持。”

坚持是态度，但在作法上，杨仁烽的这句说法值得玩味： “做任何工作，都要与现实取得平衡。人要有理想，也要有现实。”撇开外人的眼光，在文化人与生意人间的角色里，杨仁烽正试着找到最精巧的平衡点…

来源：《今周刊》2009-10-21
作者：蓝雅婷